凤凰寺和中世杭州的波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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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巴特勒/文

王立秋/译

译自JohnButler,“’ThePhoenixMosqueandthePersiansofMedievalHangzhou’byGeorgeLane,editor”,原载AsianReviewofBooks。译文仅供学习交流,转载请标明原作者、译者及出处。

凤凰寺细部

直接和简单的说,这是一本非常学术的,关于二十一块上面刻有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文字的墓碑,这些碑文纪念的人我们大多数人从来没听过。每一块碑的正反面都被仔细地拍了下来,正文之后的两个附录之一,还用很大的篇幅抄录、翻译了碑上的文本。附录二则描述了“杭州的伊斯兰石刻”。

这个到现在为止都还提不起人兴趣的描述,描述的,事实上,是一本非常迷人的书——意外地,它还随书附赠了两个丝绸制作的书签。它是英国波斯语研究中心出版的波斯语研究书系的一种,由银杏图书馆出版,后者是一家致力于推动中东和北非文化史研究的学术机构。这本书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证明了,甚至专业化的学术著作,对其学科外的更广泛的读者来说,也可以是可读、且有趣的,以及,它还能鼓励非专业的读者,去进一步了解那个领域。兰天德(GeorgeLane)和他的同事们就做到了这点——从书的整体呈现,到关于杭州伊斯兰文化的各个方面的那些漂亮、可读的论文。

(GeorgeLaneed.,ThePhoenixMosqueandthePersiansofMedievalHangzhou,GingkoLibrary,July)

书中的二十一块碑是为纪念真实的人而立起来的。

凤凰寺,不在波斯、也不在其他任何显而易见的穆斯林的地方,而是在中国东部浙江省的省会,杭州这个勃兴的现代都市。事实证明,这个相对低调的建筑,是年就有了,到今天它也还在。它被当时受新上台的蒙元统治者邀请而来的波斯人当作一个礼拜的地方来使用,这些波斯人,不仅在这座城市的生活和贸易中,在中原乃至整个蒙元帝国的生活和贸易中,都起到了重要的角色。

书中的二十一块碑,也是为纪念真实的人而立起来的,这些人都来自蒙元帝国的遥远地区,他们来中原来寻找发迹的机会。这些人在今天还能活生生地出现在不懂阿拉伯语、波斯语的我们面前,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已故的波斯语学者亚历山大·莫尔顿(AlexanderMorton),他的作品被刊印为本书的附录一,而他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的同事兰天德,则撰写了本书六个章节中的五个,和附录二。第一章,《伊斯兰与中国:早年》(“IslamandChina:TheEarlyYears”)则是QingChen博士写的,她也在SOAS。这个章节为全书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用的背景。兰天德博士的论文,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对杭州(或波斯语所说的Khinsai)如何变成中国的一大伊斯兰中心(不仅是宗教的或贸易的,也是文化的)的,学术但不学究的叙述,这个叙述展示了,当时的

杭州人民欢迎这些来自伊朗的客人,并允许他们实践他们自己的古怪的仪式,和建设他们的宗教建筑和装饰,因为他们是带着和平和友谊而来的。

这足以证明,蒙元统治者是开明的,中原人民是宽容的。

年前的凤凰寺

它也讲述了一个关于中世的多元文化主义的故事。

在年,南宋的高宗皇帝(-62),“为中国最伟大的王朝之一的过去的光辉百年”而把“田园牧歌的”杭州升为临安府,称行在。

在满洲的女真人(金人)反叛当时统治今蒙古、朝鲜和俄国远东地区的契丹人(辽人)后,一直与金结盟的宋,发现自己也遭到了金人的袭击,并于年战败。金人完全摧毁了辽国,并给宋带来严重的破坏,宋被迫放弃其帝国中的许多城市,其中就包括杭州。许多辽人逃到西域定居,在那里繁荣兴盛起来,在接受了诸如巴格达的哈里发此类的穆斯林统治者后,最终建立起自己的国家,并和平地统治着他们的穆斯林臣民;史称西辽。其他留在中原的辽人,则最终加入了蒙,并在成吉思汗在年向中原扩张后,与之合作。

年,忽必烈汗的大将伯颜率领蒙古军队占领了杭州,伯颜也成为了它的统治者。伯颜出身于西域,有一个波斯妻子,凤凰寺就是在他治下建成的。年,他随忽必烈的继任者,旭烈兀汗赴波斯,也正是他的波斯关系,在蒙元帝国和波斯商人之间搭起了桥梁,在蒙元的邀请或鼓励下,波斯商人来到了杭州和其他城市。看起来,波斯人在东进和建立自己的藩坊——特别是在杭州——的时候,伯颜不仅宽容,还对他们表示欢迎。

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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