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人们平时经常接触到的医护们，“核酸检验医生”这个工种，无疑是一个重量十足且更为神秘的角色。上千名如汪璐一般的检验医生，实实在在地奋战在抗疫一线，承担着“确认病毒”的最后一道关卡的任务。
在红区内工作的汪璐。受访者供图
即刻请战
1月25日，汪璐递上了自己的第一份请战书。
那是国内疫情刚刚爆发的时候，网上充斥着各种真假难辨的视频。“过年前，我在家里看到一个视频，医院，办公室里的医护眼眶通红、忙碌而着急的奔走着。这个场景在我脑海里一直挥之不去。”在医院工作了这么多年，汪璐十分了解医护们面临的压力，“医院里那个场景了，感觉疫情已经到了比较严重的阶段了。医院还没有开始动员，但我决定自己先动员我自己。第二天一上班，我就去找我们科室主任，把请战书交给她了。”
出身军人世家的汪璐，是在无畏、责任和忠诚的熏陶下长大的。“我出生在医院，生长于医院，医院的家属区里面，消毒药水是我最熟悉的味道，部队的故事常伴耳边。我姥爷是原第四野战军的一名战士。现在93岁高龄的他，还患有严重的血管性痴呆，即使他都不认得家人了也常常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但还会凭借着忽隐忽现碎片一样的记忆喃喃自语，‘在部队是机枪手，我有一挺一人高的机枪呢……’”
汪璐的姥爷年轻时。受访者供图
在支援湖北的事情上，母亲非常支持汪璐的决定，“她甚至告诉我，要是她现在能上一线，她也要去支援。”这让汪璐备受鼓励，“出发前我有点紧张，母亲跟我说，你要相信国家、相信军队，不会没有计划、没有准备、没有战略战术，就让你盲目去投入一场战斗。”我听完，就心安了。”
“医院中也有很多专家，我可能也没有一些老同志那么有经验，但选不选我去是另说，我能做的就一次又一次的请战。因为我觉得能为疫情做一点事，就应该去做。”对汪璐来说，来到武汉真正开始抗击疫情时，反而是她觉得最安心的时刻，“在我没有直面病毒时，所有信息都来自报道，我总感觉没有亲身经历、没有眼见为实的东西，心里还有点发虚。但真的到武汉以后，这种感觉就消失了，仿佛每天都是干劲十足的。”
2月13日凌晨，汪璐和同事一起从成都出发，驰援武汉。
汪璐前往驰援武汉。受访者供图
从试剂盒到核酸检测
并不是只要有一个病毒，试剂盒就能检测出来，只有当采到的患者样本里的病毒量达到某个阈值时，才能检测出来。而所有的试剂盒都会存在最低检测限的问题，根据试剂盒的优劣，这个检测限有高有低，在其他指标相同的情况下，检测限越低的试剂盒，可能更具有优势，面对COVID-19这样一个新发现的冠状病毒，如何选择合适试剂盒？如何开展检测？检验科面临重重阻碍。
汪璐在检测样本。受访者供图
第一个关卡是新冠病毒PCR检测方法的局限性的问题。PCR检测方法实际上是利用荧光信号的变化实时检测PCR扩增反应中每一个循环扩增产物量的变化，对起始模板进行定量分析的方法。一种新型病毒PCR试剂盒，研发周期短，产品稳定性差，未经过大样本量的反复论证和临床验证，不同的试剂厂家qPCR质量也是良莠不齐。而患者的病程变化对病毒载量也有很大的影响。
第二个关卡是试剂盒产量和临床采样的问题。正常来说，从研发到大批量生产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即使是疫情下的试剂盒也需要被加班加点地研发和生产。这也是为什么疫情初期，人们会听到“核酸检测试剂盒生产量不足”新闻的原因。临床送检的标本一般是咽拭子，受采集操作影响的可能性大。
医院检验科医生对核酸结果的判读并结合临床诊断的问题。有了检测方法和检测试剂盒远远不够，必须有具备专业知识的检验科医生去操作这些复杂的仪器、去判读这些结果，当RT-PCT荧光强弱直接影响了核酸检测的结果的时候，每次遇到可疑阳性结果，都需要检验医生进行综合研判，要回溯整个操作过程，是哪个操作环节出现了问题？还是其他原因导致的污染？“对于我们来说，出现一例假阳性，可能导致周围健康人的被感染；出现一例假阴性，那么也会造成患者的救治延误。根据检验科里面出具的各项检验指标再结合患者的临床表现，才能综判定一位患者属于轻症、重症、或者属于其他类型的感染。”
生化分析仪。受访者供图
核酸检测室的建立也是一个难题。检验科核酸实验室最好是采用带负压的P2+实验室或三级实验室，但是因为疫情原因，时间紧急、物资匮乏，我们采用的是二级实验室三级防护，即使是这样，要在当时疫情严重的武汉，这样一个特殊时期，把这么多资源在短时间内调集，建立一个能通过武汉市卫健委认可的核酸实验室，也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的事情。”
在“风暴中心”做检测
汪璐正在进行核酸结果判读，这需要专业的知识支撑和多次的比对。受访者供图
“有很多人对我们检验医生误解很深，觉得我们不去靠近病人，会危险性低一点，其实我们的工作也是有一定风险的。”参加工作的汪璐至今已经有13年的临床检验工作经验，“我们进行检测活动的“红区”基本就是一个“病毒聚集地”，聚满了携带病菌的各种血液，各种体液，也包括核酸标本。我们跟这些东西的距离就是几厘米、几十厘米，每天就这样操作。”
新冠病毒是一种通过呼吸道感染的病毒，十分容易通过较高浓度的气溶胶传染。虽然所有核酸样本都会进行灭活操作，但由于过长时间、过高温度的灭活会影响检测后期RNA模板的提取，灭活以后的咽拭子样本依然具有潜在传染性。“最危险的是开盖的时候！咽拭子瓶虽然有盖子，但是盖子的螺口是有缝隙的。螺口之间会有一些含有病毒的液体在那里残留，而这个部分可能存在受热不均匀灭活不完全的情况：一开盖，气溶胶就都出来了。”
汪璐正在将采样标本排样。临床送检的咽拭子标本在孵箱里56摄氏度30分钟灭活后，会被送至生物安全柜里排样准备检测，此时的样本依然存在很强感染风险。受访者供图
汪璐的一天从6:50开始。医院有30公里路，她每天都要乘坐50分医院。做好防护后，工作一般从早上8点开始，在检测的高峰期，汪璐个人日检测达份核酸样本，在“红区”的工作时间常常需要5小时以上。
即使是一位拥有多年工作经验的检验科医生，汪璐依旧感受到了这次支援任务的困难。“医院平时就穿白大褂加带一个普通的医用外科口罩，到这里来，立刻升级为三级防护，和那些防护用品其实是需要有一个磨合的过程的。很多人都有过被憋得喘不过气，甚至呕吐的经历，但最终大家也都坚持了下来。”
“穿脱过上百次后，已经很习惯了。我每次都会对自己说，这些都是保护我的东西，就像一个战士他要上战场时的铠甲一样。我们也总结出了一些自己的小技巧，比如护目镜起雾，我们就会上面薄薄涂一层洗手液，来延缓它起雾的时间，反正用这些小技巧加上自己放松心态，工作更自信了，一步一步克服所有小问题。”现在的汪璐已经可以跟这些防护用品“和谐相处”了，“你进红区，不能说进去了一会儿就出来，那就浪费了这么好的防护服了。它们造价都挺贵的，这些都是疫情爆发以后，我们国家一些企业为我们赶工出来的，需要倍加珍惜。”
脱下防护服后的汪璐。受访者供图
四海同心，无问西东
三八妇女节这天，汪璐收到了一份特别的礼物——一枚由清华校友定制的铜质书签，上面刻着一首诗：“东湖经雨，黄鹤临风；四海同心，无问西东”。汪璐特别喜欢这个礼物。“我觉得这特别符合我的心境。有些东西，你平时不必要去说，但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自然而然地站出来了。不需要管别人说了些什么，你只要做自己的英雄就好。”
清华校友赠医护人员的铜质书签。受访者供图
坚持学医救死扶伤的理想，听起来有些理想化，做起来却绝非易事。如果不是这次疫情爆发，汪璐本来的计划是在年3医院进修。“去支援武汉，进修的事就得先放一放。但这真的没什么，疫情前的计划仅仅是职业的规划，国家发生危难需要我，一切都要靠后，抗疫是摆到第一位的。”
也有人问汪璐：去支援前线那么久，不记挂家里的女儿么？汪璐说：“我如果就在家里，天天看前线告急的报道，却不能去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我觉得我在家里面做这样的妈妈，我心慌。我觉得我作为妈妈，如果能够用所学的专业知识去做对抗击疫情有帮助的事情，对女儿反而是一种保护。”
“我希望以后能通过跟孩子分享我、我妈妈或者我姥爷的故事，让我女儿找到自己的精神支柱。至于她未来从事什么职业，有什么爱好，我觉得那个是她的自由。她能成为一个善良、勇敢、正直的人，就已经很好了。”
武汉天气已经逐渐转暖，樱花也开了。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国内的疫情情况逐步好转，这是身为一线的医务工作者最开心的时刻。这份万众一心的抗疫力量，融进了所有中国人的心里。
监制：马轶群董博越
策划：徐逸曈
采访：王语欣
外联：李晓龙
终审：刘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