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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安父
《浙江作家》每期夹着一张书签，每张是一个浙江著名作家的头像，青灰色的调子宣示着文学的宁静和深邃，十分简洁而富有现代审美意识的设计，又将历史和当下很好地链接了起来。每收到一期杂志，那张书签总勾起我许多的怀想。
怀想催我去自己的藏书里寻找以前使用过的书签，在旧版的《安娜·卡列尼娜》里发现了一个早年自制的“裱布签”，心被咚地撞了一下。
这是用褙布——用浆糊把细碎布头拼接裱糊起来,以做纳鞋底之类所用——剪成的，一面是粘碎布的硬衬纸，一面是粉红地上印着绿、黄、紫三色的花团。布片还挺新，三色印花散发着鲜亮的春天气息。也许正是这个缘故，这片小小的褙布当初才被我剪为书签的。“裱布签”显然不够狭长，一端是椭圆的，另一端却是个居中的尖角。这种不成式样的结果，显然是受材料的限制，说不定椭圆的那一端就是裱布剪取鞋面留下的。若不是衬纸上写着“老陈读书”四字，我或许根本想不起它是一个作为书签使用的物件了。
“老陈”是我上大学时节喜欢的自称，那时我在自己的一切书本上都这样签名，也最喜欢同学叫我老陈。据此推算，这个书签应该是三十年前的“产物”了。
我喜欢用书签，这与我自小所受的家庭教育有关。我父亲好读书且十分爱书，所以尽管是在贫穷落后的深山里，“敬惜字纸”的老传统却在我家推行得很认真。我们自幼年开始，就知道不能用字纸擦屁股——那是对神明的不敬；知道不能在字纸上跨过去——否则就会读不进书。对书本就更是爱惜，从不把书本放在地上，从不卷起来拿书，更不会用书垫座。读书到书本中间要暂停，自然也不能以折起书角做标记，方法是夹一根草棍，或夹一张随便什么废纸片。
我制作过的第一种书签是种“蕨叶签”。老家的石墙上到处生长着一种蕨类植物,高度正在一本书上下，塔状展开的叶片由细如粉丝的小分枝构成，天生就压扁了似地长在一个平面里。挑稍为老一些的蕨叶，采来夹到较厚的书里，不用几个月过去，它就变为干燥且十分平整、挺括的一支书签了。夹制的时间若短，蕨签呈黄绿色，透着山野之气；若用的时间久了，就变为深咖啡色，非常古色古香。蕨签细碎的叶子十分精致，拈住叶柄轻摇，满枝的碎叶就颤悠悠地晃个不停，煞是好看。因为制作简单，父亲一教，我们兄妹就经常采些蕨叶夹起来。记得父亲积攒的老家最早的那些杂志、书籍里，曾经到处是美丽的蕨签。
我试图找回一张早年的蕨签。许是老家的书大多转移到我弟弟家去了的缘故，没找到，却找到了好几张也是自制的另一种“照片签”：裁成狭长条的照片拍的或是一树桃花，或是一处美景，签条的一端穿着一根细彩带。记得，签条上的照片是周末我和同事们一起出去游玩时拍的。那时，我们所在的小城还没有好看的书签，我就挑了些花卉和风景照片做成书签。虽然签上的那些景物都还历历在目，但算来，这些书签也在书中度过二十多个春秋了。
此后，好看的书多起来，好看的书签也品类繁多了。有特殊的好纸张做的，有软木片做的，还有叫不出名的一些新材料制作的；形状有如树叶，有如蝴蝶，越来越不受长方条所限；图文内容有文化名人语录、头像，有诗词、警句，有文学作品人物造像，不一而足。好些年里，我外出时总要买几张书签回来送孩子、朋友。
现在是根本不缺书签了，但去年去峨眉山和成都，我还是禁不住好看书签的召唤，买了两种回来。
——来自峨眉山的书签是塑封的，里边是淡粉红色的一片只剩下叶脉的树叶，叶脉大的不过发丝，细的微若汗毛，非常精致。叠在叶子中间的是一只枯叶蝶，茶褐色的蝶翅不仔细观察根本看不出不是枯树叶，但对着亮光一照，金黄色的翅膀斑纹和四个翅眼清清楚楚，极其奇妙。有这样的书签伴着，读书就似与大自然伴随，无论处身何处读书，都有了处身山水间的感觉！
——来自成都的书签准确说是来自三星堆博物馆。这是一个艺术书签，金属材料，状如龙头拐杖，通身金黄；拐身压成一条薄片，弯过来的拐头是三星堆著名的巨目、阔嘴、大耳的神秘面罩。看着这书签极其简洁而考究的造型，就不得不让人想象一种学者式的阅读境界：精装的厚厚的书籍、衣着简洁而考究的学者、宽敞但十分静谧的书斋，光线从高高的窗口斜照进来，照亮着一个个满是巨著的书架，书桌旁的学者，灵魂已与书籍融为一体。
……一边写着这篇文章，一边端详着寻找出来的多种书签，我发现，书签的历史里记录着自己读书和生活的历史，也沉淀着半个世纪以来中华文化由衰而兴的辛酸和喜悦。
我喜欢了书签几十年，却似乎在眼前才真正清楚地意识到，她曾带给我阅读的种种美好：
如果说阅读是心灵的踏春，书签就是蹁跹于花丛中的粉蝶；如果说阅读是人生心智的长途跋涉，书签就是山涧边供你休憩的一方方净石；如果把阅读看做是一场与书籍相爱的过程，那书签就是手握爱之神矢的小天使，就是你出嫁时的伴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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