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从悠 https://m.familydoctor.com.cn/ysk/304258/
在宋诗未能形成自己独特的体系与特色之前，宋代诗人大抵都是从前代遗产，即唐诗那里汲取营养的。实际上，整个宋诗都是不断学习又熔铸成新面目的，对诗歌艺术特性、技巧等方面探索总结的基础上建立宋诗自己的风格体系。这一努力是贯穿两宋始终的，而他们学习、模仿的对象也在不断地调整着。
宋初，中晚唐诗人白居易和贾岛首先成了被模仿的对象，由此形成了李昉、徐铉、王禹偁等为代表的“白体”和九僧、林逋、寇准等为代表的“晚唐体”。但是这两家学习的内容比较片面，“白体”诗人多显贵，在朝士大夫效法白居易的闲适诗的平易；“晚唐体”诗人多寒士，贫苦的读书人与僧侣等人对贾岛的清苦有天然的亲近感。但是这两家风格却不太符合蒸蒸日上的宋王朝的发展。
北宋立国后，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在短短的数十年中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形成了几个繁荣的大城市。而为了加强皇权，转移功臣对权力的欲望，统治者公开提倡享乐生活。早在宋太祖时建议“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因此，享乐之风迅速蔓延，在士大夫眼中，享乐为雅事、雅谈。而后随着北宋经济的发展更是如此。（没错，这也是词这一文体发展的环境背景。）
与这种享乐风气相适应，便形成以富贵为美的审美风尚，至少到北宋亡前一直如此。在画坛上，南唐、西蜀的花鸟画“多写禁御中所有珍禽瑞鸟，奇花怪石”，有祥瑞气象而受到帝王青睐。而当时善作山水画的大画家李成、董源等的画作不能满足当时统治者彰显升平和图写祥瑞的心理和审美需求而被排斥。文坛同样流行以富贵为美，四六文盛行，以讲究词藻对偶为能事，骈文因此复活。而实用的韩愈古文，几乎无人问津，这也可以说是中唐古文运动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而宋初诗坛上，白体、晚唐体、西昆体鼎足而立，所谓“宋初三体”。但是，白居易的诗被认为鄙陋浅俗，贾岛一派的清淡苦吟，让人觉得寒酸穷苦、不合时宜；而李商隐诗词采艳丽、组织工整、华赡富美、高雅而有富贵气，因而而受到文人士大夫的追捧。
随着宋朝国势稳定、文化建设加强后，尤其是藏书、修书之风兴盛，富丽精工、典雅藻饰的诗风更符合社会气象，学习李商隐诗歌的“西昆体”一时间成为潮流，风头正盛。
最早注意李商隐的是杨亿（-）。后来杨亿把“西昆体”这一派别诗人的诗编定为《西昆酬唱集》，完成的时间在大中祥符元年（）秋，而他本人早在至道年间（—）就已经留意、爱慕李商隐诗。
公（杨亿）尝言，至道中，偶得玉溪生诗百余篇，意甚爱之，而未得其深趣。咸平、景德间，因演纶之暇，遍寻前代名公诗集，观富于才调，兼极雅丽，包蕴密致，演绎平畅，味无穷而炙愈出，钻弥坚而酌不竭，曲尽万态之变，精索难言之要，使学者少窥其一斑，略得其余光，若涤肠而换骨矣……（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
至道年间的杨亿，不过才20岁出头，他既看到了义山诗“雅丽”的一面，也看到了“平畅”的一面，以及富含深意、余味无穷、措意精妙的特点。也看到李商隐诗中蕴含的讽喻之意，《杨文公谈苑》载：
予知制诰日，与陈恕同考试因出义山诗共读，酷爱一绝云：“珠箔轻明拂玉墀，披香新殿斗腰肢，不须看尽鱼龙戏，终遣君王怒偃师。”击节称叹曰：“古人措辞寓意，如此之深妙，令人感慨不已。”
这里所引的是李商隐七绝《宫妓》，此诗借《列子·汤问》中周穆王欲杀巧匠偃师的故事讽刺了当朝中玩弄权术、终自召祸的人物。这种寓含讽谏的“深妙”同样得到杨亿的重视，可以看出，杨亿对李商隐的仰慕并不仅仅在于辞藻的华丽与使事的本事。
应该说，杨亿在分析、学习李商隐诗的是全面而深刻的，然而西昆诸人的实际创作，除了少量咏史诗意含讽刺、暗指国事之外，大多都只在词章字句上承袭了李商隐的华丽雕琢之风。甚至多半是描写优游岁月、富贵生活的“富贵文学”。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偏差，追溯到创作源头来看。《西昆酬唱集》所收诗歌，主要是杨亿、刘筠、钱惟演等人在馆阁修书之余的唱答之作。编纂类书使诗人能够接触、熟悉大量前代典故史实，他们甚至有能力在“使事用典”方面做到极致；而馆阁唱和的写作情境带来内容取材上的单调，诗人只能在语言、形式上“深挖”；即便他们也有不少与李商隐同题的咏物诗、无题诗，然而在情感上，馆阁文人情感相对匮乏，远不如李商隐真挚、深情。
也就是说，西昆体诗人学得比较明显的是李商隐诗声律辞藻等的外在形式，并更加典雅富贵化，但在“深情绵邈”的内在特质上，终究是不足的。
然而西昆体诗人多半身居高位，在文坛有很大的影响力，加之华彩典缛的诗风本就在社会上有很大受众，因此很多人也都效仿“西昆体”。有欧阳修《六一诗话》中的文字为证：“盖自杨、刘唱和，《西昆集》行，后进学者争效之，风雅一变，谓‘西昆体’。由是唐贤诸诗集几废而不行。”大家都兴致勃勃地学习西昆派的那种尊崇李商隐的风气，甚至造成了众多唐人的诗集湮没不传。
但西昆体堆砌故实、机械模仿的弊病很快受到了新一批文人的讥讽斥责，盛极一时的西昆体，很快走向了没落。其实，“宋初三体”都可以视为宋人在选择唐诗典范的初步尝试。
接下来，聪明的文人们很快找到新的“典范”，并将之一步步推向神坛。那个“典范”，就是杜甫。
读过我前面讲宋诗的相关文章的朋友会了解到：“宋初三体”全军覆没之后，宋人开始了新的典范的寻找，这帮诗人找啊找啊，最终将目标指向了杜甫。（详情见：杜甫在诗坛典范地位的建立，宋代这帮文人功不可没）
宋代诗人虽然逐渐以杜甫为尊，而李商隐的存在感并没有降低，虽然他更多地处在杜甫的光环之下，但宋人也必须承认李商隐是学杜学得最成功的。
首先把李商隐和杜甫联系起来的是王安石。北宋的《蔡宽夫诗话》记载：“王荆公晚年亦喜称义山诗，以为唐人知学老杜而得其藩篱，惟义山一人而已。”这里先搞清楚，李商隐诗学杜甫的情况。
首先，效仿杜诗的那一种沉郁的风格。（所谓“沉郁”，简单来说就是指情感的深厚、浓郁、忧愤，偏古拙苍重悲凉。）清人施朴华在《现佣说诗》中说：“义山七律得与少陵者深，故稼丽之中，时带沉郁。”
试体会：杜甫有“高江急峡雷霆斗，古木苍藤日月昏”（《白帝》），李商隐则有“江风催雁急，山木带蝉曛”（《哭刘司户二首》之一）；杜甫有“雨急青枫暮，云深黑水遥”（《归梦》），李商隐则有“滩激黄牛暮，云屯白帝阴”（《摇落》）等等，可见一斑。
其次，学习杜甫的炼字炼律。杜甫自称“晚节渐于诗律细”（《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杜甫晚年致力于字句诗律的推敲，将律诗进一步推向完整与成熟。而李商隐学习杜甫，语言之凝炼，诗律之精工，也是人所共识的。李商隐诗句：“酒瓮凝余桂，书签冷旧芸”（《哭刘司户二首》），写酒已快干，芸叶的香味也已渐失，旧物无主的凄凉。“凝”和“冷”不仅表达了物量的变化，更是间接烘托了刘的不幸以及作者悼惜的怅惘、空虚之情；李商隐的《桂林》中有句：“城窄山城压，江宽地共浮”因为城小而周围多山，所以显出“山压”的形势，而江面宽广，波涛汹涌，所以有“地浮”的感受，这两句对仗奇警而又贴切。
再者，以议论入诗也是李商隐有意追随杜甫的一个方面。杜甫的诗歌中出现了议论，大抵牵涉到时事，杜甫总要忍不住议论几句；李商隐在诗中发议论，继承杜甫诗议论与抒情、叙事相结合的优长。尤其在李商隐的咏史诗中，把议论和抒情、描写融合在一起，增强了议论的诗情画意和感染性，也增强了议论的概括性。
也许你已经看出来，李商隐之所以被认为是学杜学得最成功的，不仅仅是学得有模有样，更因为他能自成一家。这种品质是宋人所认可的，《石林诗话》里引王安石的话说：“学诗者未可邃学老杜，当先学李商隐。未有不能为李商隐，而能为老杜者。”这里清楚表明，在研习杜甫的时候，李商隐是一座很好的桥梁。黄庭坚与江西诗派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黄庭坚创立出了一套完整的诗歌创作的理论，使后世诗人学诗有成法可循、泽被深远。黄庭坚论诗，高倡以才学入诗，总的说来，一是要有才学，使诗更书面化、文人化；二是要有议论；三是求变、求新、求奇，不落俗套。
而这样的艺术精神和艺术追求，固然是规慕杜甫，但也正是李商隐诗的特色的某些方面。宋代朱弁《风月堂诗话》中说：“黄鲁直……独用昆体功夫，而造老杜浑成之地”，透露了黄庭坚实为接受和学习李商隐的秘密。
虽然在外在风貌上，黄庭坚诗生新瘦硬，李商隐的诗沉博绝丽（其实就外在表现上看，李商隐诗和杜甫诗不也是相差甚远吗？）。但细究之下，却能看到黄庭坚与李商隐的相通之处。比较明显的就是在锻字炼句、使事用典等方面了。
清人施补华说：“义山七绝以议论驱驾书卷，而神韵不乏。”（《岘佣说诗》）这句评论点出了义山诗善议论、有书卷气和富于神韵三个特点，前二者恰为宋人所承袭，也最能体现宋诗风貌，至于“神韵”则为唐人之所长（“神韵”听起来有点玄乎，改天详细解读）。
我们可以想见，宋人学唐，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有别于唐，独树一帜，甚至有意要在唐诗欠缺之处格外用心，说理议论和化用故实就成了他们努力的方向。
黄庭坚将杜甫的波澜老成、韩愈的横空硬语、李商隐的包蕴细致等各家长处加以吸收，又发挥了自己的长处，从而形成了独特的风格。甚至提起“江西诗派”，多数情况下可以约等于“宋诗”，在黄庭坚与“江西诗派”的努力下，宋诗终于有了自己的风貌。
南渡之后，诗坛上的翘楚陆游、杨万里、范成大等“中兴四大诗人”逐渐改变江西派一统诗坛的局面，他们同样不忘唐诗经验。陆游师从曾几，这个曾几，可以说是江西诗派在南宋时期的领袖，而陆游“从江西入而不由江西出”（其实杨万里、范成大等人也是如此），力主“活法”，广泛学习李白、杜甫、王维、岑参等前代诗人；杨万里标举晚唐诗风，尤喜绝句，对李商隐五七绝句有所赞赏，但不独尊；范成大则对杜甫和元白新乐府的继承更多。
可以说，到南宋已经没有明显尊李商隐的诗人或诗派了。当然，李商隐在这一时期的风评也不太好。随着理学的兴盛，免不了一些人从思想道德角度对李商隐提出的批评，前面的文章提到过，宋人之所以把杜甫推向“典范”地位，不仅是因为其诗好，而且也是因为其人品符合“道德审判”。（当然，李商隐不是唯一躺枪的，韩愈同样受到如此“待遇”。）
张戒《岁寒堂诗话》：
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六朝颜鲍徐庾，唐李义山，国朝黄鲁直，乃邪思之尤者。鲁直专学子美，然子美诗读之，使人凛然兴起，肃然生敬，《诗序》所谓“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者也，岂可与鲁直诗同年而语耶？
张戒虽然把杜甫、李商隐、黄庭坚一起论述，应该是看出了他们的传承性。不过他从儒家诗教的角度出发，认为李商隐诗不符合温柔敦厚之旨，并定性为“邪思之尤”。大概是由于李商隐的不少爱情诗，细腻刻画男女相思之情，文辞上又比较绮丽华美，让人不免和六朝宫体诗联系起来。实际上李诗远不至宫体诗般浮靡轻艳，格调也并不低下，张戒此说，是道学家的偏见。（当然，我们现在看宫体诗，也不能一味鄙弃，必须承认其在文学形式方面的细腻。）
范晞文《对床夜语》：
李商隐咏真妃之事，则曰：“平明每幸长生殿，不从金舆唯寿王。”彰君之恶也。圣人答陈司败知礼之问，恐不尔也。又：“未免被他褒女笑，只教天子暂蒙尘。”又：“君王若道能倾国，玉辇何由过马嵬。”又：“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皆有重色轻天下之心，大抵商隐之诗类如此。如《东阿王》云：“君王不得为天子，半为当年赋洛神。”《曼倩辞》云：“如何汉殿穿针夜，又向窗中觑阿环。”至有“赵后楼中赤凤来”之句，发乎情止乎礼义之意安在？
范晞文指责其诗写宫闱之事，对君主不敬，（真是让人摸不着头脑，白居易《长恨歌》不也是挖的帝王家的八卦吗？）而写男女之情也没能遵守孔子“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准则。范氏仅根据所谓“道德评判”标准，难免一叶障目，看不到诗中的讽喻之意以及辞章之美。
善于描写细微婉转的情感世界，在朦胧的表达中有所寄托，本是李商隐诗的长处，而从道德教化的角度出发，却有违正道、不可效法之处了。其实，其人其诗都能通过宋人“道德审判”的，不过也就杜甫、陶渊明而已。
到南宋后期，永嘉四灵、江湖诗派等诗人，重新以贾岛、姚合等晚唐苦吟派诗人为典范，重炼字而少用典，就更没有什么人宗法李商隐了。
其实，宋代诗人赞赏和批评的义山诗多经过一番取舍、过滤后的，他们不过是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好尚选择可供宗法的方面。西昆诸人学养深厚，涉猎广泛，诗中多典故、善雕琢，他们所学的更多的自然是李商隐诗使事用典方面；江西诸人更是有着巧妙的“拿来主义”，把李商隐作为学杜的一个桥梁，并不断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后来的宋代诗人中亦是如此。
说到底，宋人是不断选择唐诗中可供学习的方向，而这些方向最终是要反过来逐渐塑造着宋诗模样的。对李商隐的选择性接受不过时间比较长，而且多次反复，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典型案例。对以“贾岛、姚合”为代表的晚唐诗人，同样是在北宋初年与南宋末年引起不小的波澜。（这一点在前面的文章中提到过。）
诗学典范的不断选择、反复选择、片面选择终究是为了完成自我创新，可以说，宋人对待李商隐的态度，就是对待唐诗的态度。他们汲取唐诗诸家的养料，终于自成一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