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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是指每一个领域没一个时代的大咖。他们同样站在前人的基础上，汲取知识的力量，他们的思想是时代的承前，也是精神的传递。读书之于大师们而言，可以认知自己，了解社会；可以增进知识，提神修为；可以洗涤内心，进化灵魂。古往今来，大师们的智慧人生都离不开书籍的滋养，对于读书及方法，他们也有着自己的态度与见解……
王国维：有批判的读书。王国维在《教育世界》的“发章广告”中指出：“人若久注意一事物，则眼力易疲，疲则难入而易忘，故读书者必于读甲类后改读乙类，然后再读甲类，乃可以慰眼力之劳。”他主张学生要广泛阅读不同专业范围的书籍，一方面可以扩大自己的知识面，而且还可以使自己在阅读中得到积极的休息。这一点与梁启超的“读课外书为必修课”有些类似。
勤藤教育认为，王国维之主张关键在于“不同专业范围”诸词，因为往往在常人眼中看似关系很小的学问会成为新知识，新概念的触发器。知识越通全面，类似归纳的资源越丰富。
梁启超：读课外书为必修课。如何读书？在梁启超看来，读书有精读，泛读之分。“心不细则毫无所得，等于白读；眼不快则时候不够用，不能博搜资料。”梁启超注重记笔记，好记性的人不见得便有智慧，有智慧的人比较的倒是记性不甚好。
鲁迅：读书有六法。大文豪鲁迅非常讲究读书方法。鲁迅在博览群籍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特色的读书方法。
一是泛览，鲁迅先生提倡博采众家，取其所长，主张在消闲的时候，要随便翻翻。
二是硬看，对较难懂的必读书，硬着头皮读下去，直到读懂钻透为止。
三是专精，鲁迅先生提倡以“泛览”为基础，然后选择自己喜爱的一门或几门，深入地研究下去。否则，读书虽多，终究还是一事无成。
四是设问，就是拿到一本书，先大体了解一下书的内容，然后合上书，可一边散步，一边给自己提一些问题，自问自答：书上写什么？怎样写的？为什么这样写？要是自己，这个题目又该怎么写？鲁迅认为带着这些问题去细读全书，效果会更好些。
五是背书，鲁迅的背书方法与众不同，他制作了一张小巧精美的书签，上面写着“读书三到，心到、眼到、口到”10个工工整整的小楷字。他把书签夹到书里，每读一遍就盖住书签上的一个字，读了几遍后，就默诵一会儿，等把书签上的10个字盖完，也就把全书背出来了。
六是剪报。鲁迅十分重视运用“剪报”这一方法来积累资料。他的剪报册贴得很整齐，分类也很严格，每页上都有他简要的亲笔批注。
陈寅格：读“老书”，读“原典”。陈寅恪先生将书分为三类：最低限度的读物、进一步学习的读物、深入研究的读物。三类书中他尤其强调第一类。陈寅恪认为第一类是必读书，从中可以得到最低限度的知识。
陈寅恪读书，注重原典和最基础的书，这可以说是他读书的一个诀窍。为什么要读“老书”？因为“老书”有“原创性”和“基础性”，而且“老书”往往是一门学科的入门书。读“老书”，推而论之，就是读原典。
陈寅恪说：“中国真正的原籍经典（原典）也只不过一百多部，其余的书都是在这些书的基础上互为引述参照而已。”读“老书”、读“原典”，这对于任何一个学科来说，都是一个永远不会过时的读书策略。
钱钟书：要想记得住，就得做笔记。钱钟书的博学，归功于他的博览。他阅读书籍所写的札记，可以用汗牛充栋来形容，毫不夸张，他写学术巨著《管锥编》时，所用的资料足有几麻袋。许多人说，钱钟书记忆力特强，过目不忘。他本人却并不以为自己有那么“神”。他只是好读书，肯下功夫，不仅读，还做笔记；不仅读一遍两遍，还会读三遍四遍，笔记上不断地添补。所以他读的书虽然很多，也不易遗忘。
据杨绛先生说，钱钟书做笔记很费时间。钟书做一遍笔记的时间，约莫是读这本书的一倍。他说，一本书，第二遍再读，总会发现读第一遍时会有很多疏忽。最精彩的句子，要读几遍之后才发现。
另外，钱钟书先生主张先博后约，由博返约。即先广泛涉猎，博览群书，然后再在此基础提炼吸收，形成自己的知识结构。这种科学的学习方法不仅使他成为一代学术泰斗，也为后学者指出了正确的成功之路。
杨绛：读书好比“隐身”串门。我觉得读书好比串门儿——“隐身”串门。要参见钦佩的老师或拜谒有名的学者，不必事前打招呼求见，也不怕搅扰主人。翻开书面就闯进大门，翻过几页就登堂入室；而且可以经常去，时刻去，如果不得要领，还可以不辞而别，或者另找高明，和他对质。
不问我们要拜见的主人住在国内国外，不问他属于现代古代，不问他什么专业，不问他讲正经大道理或聊天说笑，却可以挨近前去听了足够。我们可以恭恭敬敬旁听孔门弟子追述夫子遗言，也不妨淘气地笑问“言必称亦曰仁义而已矣的孟夫子”，他如果生在我们同一时代，会不会是一位马列主义老先生呀？我们可以在苏格拉底临刑前守在他身边，听他和一位朋友谈话，也可以对斯多葛派伊珀蒂特斯的《金玉良言》思考怀疑。
我们可以倾听前朝列代的逸闻轶事，也可以领教当代最奥妙的创新理论或有意惊人的故作高论。反正话不投机或言不入耳，不妨抽身退场，甚至砰一下推上大门——就是说，啪地合上书面——谁也不会嗔怪。
钱穆;需全读不宜选读，盼能背诵。据说，钱穆先生9岁就能背诵《三国演义》。
上个世纪80年代，钱穆的孙女正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写信向祖父请教读书问题，钱穆的回信：“《论语》外，须诵《孟子》、《大学》、《中庸》与《四书章句集注》为主。《庄子》外，须诵《老子》。四书与老庄外，该读《史记》，须全读不宜选读，遇不易解处，约略读过，遇能解又爱读处，则仍须反复多读，仍盼能背诵……”要求孙女背诵，作为史学大师的爷爷自然更能背诵。能够背诵《史记》，让人不敢想象。
马一浮：要读书，先定心。马一浮认为，读书贵以“定心”。当下人们读书，多以娱乐为主，故散心“浏览”，姑且求一乐矣。然而要想深入阅读，则非“定心”不可。马一浮认为，“故欲读书，先须调心。心气安定，自易领会。若以散心读书，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必不能入。”
如果散心读书，纵然有一时之欢娱，亦随即遗忘，无甚效果，概其不能入心故也。只有用“定心”法，将精力聚焦于“某个问题”，方可有所收成。
“定心”读书除了高效“聚焦”的作用外，还兼有“敬”的态度。对“书”持一种“敬”的态度，方可定心并涵泳其中，最终求得“悟”解。当然，马一浮的对书之“敬”是有所指的，即对经典著作存敬畏之心，且以“定心”读之。倘若是那种“娱乐成灾”的快餐书乃至垃圾书，则大可不必以“定心”去读，亦用不着“敬”了。
顾颉刚：质疑法。我国现代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在年2月为厦门青年作过一次演讲，演讲的题目就是《怎样读书》。
他在演讲中说：
“我们的读书，是要借了书本上的记载寻出一条求知识的路，并不是要请书本子管我们的思想。所以读书的时候，要随处生疑。换句话说，就是读书的时候要随处会用自己的思想去批评它。我们只要敢于批评，就可以分出它哪一句话是对的，哪一句话是错的，哪一句话是可以留待商量的。这些意思就可以写在书端上，或者写在笔记簿上。逢到什么疑惑的地方，就替它查一查。心中想起什么问题，就自己研究一下。这样的不怕动手，肯写肯翻，便可培养自己的创作力。几年之后，对于一门学问自然就有驾驭运用的才干了。”
读书要敢于质疑、善于质疑，这是顾先生的一贯主张。顾颉刚说，读书须疑，就是要运用自己的判断力，“只要有了判断力，书本就是给我们使用的一种东西了。”
冯友兰：读书四法。冯友兰先生的读书方法，归纳起来是四字：精、解、知、明。
精，即“精其选”。读书须有选择，否则在茫茫书海中会迷失方向。可以把书分为要精读的书、可以泛读的书、只供翻阅的书三大类。究竟哪些书值得精读？这要根据自己的专业来选定。一旦选定的书，就要认真地、扎扎实实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读。
解，即“解其言”。读书，尤其是读古书，首先必须弄懂它的文字，因为文字是书的语言。语言有中外之分，古今之别。中国的古书是用古文写的，不同时代的古文又各有差别。如果不攻破这道语言文字关，就看不见关里边是些什么东西，光站在关外指手划脚，那怎么行呢？
知，即“知其意”。读书不能只注意字面上的意思，死读书，而必须注意字里行间，要在文字以外体会它的精神实质。如果仅只局限于语言文字，死抓住语言文字不放，那就成为死读书了。
明，即“明其理”。读书仅至得其意还不行，还要明其理，才不至为前人的意所误。只有做到这个程度，才算是把书读活了。能够用书而不为书所用，读书就算读到家了。因为意只是写书人主观的认识，而不一定完全符合客观真理，所以读书时要注意用客观真理的标准来检验。
